许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先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从字面上看下限明确，截至秦王朝诞生的公元前年，上限则不确定。由于其源自文献，本意也就有了狭义史学的特征，一般被界定为夏商周三代，而多指春秋战国时期。这里，笔者取“秦以前的时代”的概念①，对其上限则不做明确的界定。就本文涉及的时段而言，可上溯至公元前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展开论述前，有必要对以下几个内涵存在重大差异的概念做明确的界定。

聚落：农村与城市，城邑与非城邑

聚落，具有“人聚居的地方（settlement）”和“村落（village）”两种含义。在人类学、民族学和考古学界，一般用第一种含义，表示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因此，一般所说的“聚落”，从其内在的社会属性上看，包含城市和农村两种大的居住形态。在本文中，笔者也取这种含义。其中城市（city），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居形态。

就外在形态而言，聚落又依圈围设施的有无分为城邑（enclosuresettlement）和非城邑（non-enclosuresettlement）两种。城邑，可以通俗地称为“围子”。其变迁当然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但却并不必然与社会复杂化和城市正相关。如果说城邑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那么它的出现首先是早期人类群团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产物。它是伴随着定居和农业生活的出现而初现于世的，它的诞生与后起的文明、国家的出现无涉。这些“围子”从极小到超大，从单纯的防御或区隔设施、稍简易的环壕聚落到壁垒森严的庞大围垣都邑，其间曲曲折折，有一个聚落形态发展的脉络在里边。

城邑（城址）：圈围聚落

城，在现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列出三种：一是“城墙（citywall）”，二是“城墙以内的地方（withinthecitywall）”，三是“城市（跟‘乡’相对）（town，city，urbanarea，metropolis）”②。第一种含义属于具体事物现象；第二种含义着眼于外在聚落形态；第三种含义则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给出的定义。显然，与考古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第一、二种含义。而由前述城市、城邑的概念辨析，可知前二者的英文解释，即以city界定wall是不合适的。由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遗址，故一般以“城址”一词称呼这类带有围墙等防御设施的聚落遗址。

综合上述第一、二种含义，“城”指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区隔或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这种防御性设施一般为墙垣，但也包含其他构筑物如壕沟、栅栏（walled\moated\fencedenclosure）等，以及部分利用自然之险形成的防御系统③。故本文所言城邑遗址（城址），即指拥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遗址，相当于上述“城”的第二种含义。

从考古发现看，圈围设施多为复合式的，如垣墙有土筑、石砌和土石混筑，其外又往往辅之以壕沟，壕沟则有水壕、干壕之分。此外，还应有栅栏、尖桩等有机质障碍物，惜难以发现；部分利用自然天险如断崖、深切河道和冲沟等则颇为常见，尤其多见于山城。因而本文对城邑讨论的上限也上溯至环壕聚落最初出现的新石器时代中期。

在东亚大陆，新石器时代区隔/防御性聚落的主流是环壕聚落，壕沟内外侧间或发现有堆垒而成的土围或土垄。一般为挖壕时对排出土作就近处理所致，与后来具有特定功能的围墙不同，但二者应有渊源关系。“仅就筑城技术而言，环壕聚落中的栅栏和土垄式围墙是夯筑城垣的原始雏形，尤其是后者。”④可以认为，这种环壕聚落是后来围垣城邑（多伴有环壕）的直接前身。因此，环壕聚落也是城邑的一种类型，一种较为原始的形态。

从逻辑上讲，对作为人类遗存和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围垣及其前身——土围乃至环壕，不能本末倒置地以社会复杂化程度来定义“城”和非城的界限。围垣及其前身在区隔/防御功能上没有本质差别，就只能将后来从围垣引申出的“城”及其圈围起的聚落——城邑的上限上溯、扩展至最早的圈围设施的问世。从理论上讲，城邑作为带有区隔或防御性设施的聚落，其上限应与定居性聚落的出现相一致，或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西亚约旦河口附近的耶利哥（Jericho）遗址发现的公元前第9千纪后半叶至前第7千纪中叶的石城址及望楼，属前陶新石器文化⑤，即是最著名的例子。东亚迄今所知最早的城邑为环壕聚落，见于公元前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属于尚无社会分化迹象的农耕聚落。

其实在一般的学术性描述场合，“城（址）”就往往不限于城垣及其围起的区域。譬如，红山文化的环壕聚落，属于“‘城寨’式的围壕建筑设施”⑥。内蒙敖汉旗西台遗址“两座南北相邻的长方形围壕，应有‘城’的含义”，简报中径称为“北‘城’壕”“南‘城’壕”⑦。“环壕聚落开始发生本质的变化。其最好的例子是在长江中游属于屈家岭文化晚期到石家河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所谓‘城址’。……这些‘城址’应当是环壕聚落向真正城邑转变过程中的一种中间形态”⑧。陕北地区龙山时代“修建城址（环壕及石墙）所需的劳力资源显然超出了城内人口之负担”⑨。又如两城镇遗址外围的田野工作，旨在探明“是否有围城设施（城墙、环壕）”⑩。“望京楼二里头文化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内城包括城墙及城壕，外城仅有城壕”?。而“西史村遗址沟状堆积围成的界隔性设施应当代表一座夏商时期的城邑”?等等。

甚而，如果抛却城垣本位的话，圈围设施的演变脉络还可以表述为：“壕沟的形态从早期的环壕逐步发展到晚期的规则方形或长方形，尤其是在一些壕沟的内侧还筑造有夯土墙，从而形成所谓的城壕并举结构”?。从中可见环壕更为源远流长，其与围垣的发展具有连贯性和一体性。

“邑”为供人居住生活的聚落，这就排除了垣墙、围沟等圈围起的墓地、陵域等非生人聚落的圈围区域。出于防卫和祭祀等目的所设的暂居性据点（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诸多小型山地城址），军事性城堡（如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国边地、长城沿线所设的亭障坞堡），作为居人之所，按理也属广义的“邑”的范畴，但其面积较小、使用时间较短、堆积单薄，不属于人类长期居住地，故本文基本上存而不论。

先秦城邑上承新石器时代早期，下接秦汉时代，在时间上跨余年之久，历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期和末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就文字的使用及其影响程度而言，跨史前时代、原史时代和历史时代初期阶段。就社会发展阶段而言，从大体平等的前国家部族社会形态，到初步社会复杂化、多元政体并存的酋邦或邦国时代，再到多元而有中心的中原广域王权国家时代，和逐渐走向统一的分立集权国家阶段。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秦汉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表一）。

东亚大陆各主要区系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既存在着差别，又表现出相似的阶段性。为研究上的方便，综合部分学者的意见，将发现城邑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前仰韶时代、仰韶时代?（含前期?、后期）和龙山时代?（含前期?、后期）三个阶段。这里的时代命名，只是借用各考古学文化之名，表示与该文化同时的时段，而不涉及具体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分布及相互关系。考虑到介于史前与历史时期的“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与对应的人类群团的族属、王朝归属的不确定性，本文仍以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殷墟（文化）时期?，指称该时期城邑遗存所属的时段。

其演进历程存在两大主线。其一是聚落形态上的变化，其二是社会组织形态上的变化。本文对先秦城邑的历时性考察，以前者为主。

动态观察之一：城邑数量的变化

本文收录了迄今已发表资料的先秦城邑计处（含无郭城都邑）（表二）?。由对各期城邑数量的统计，可以窥见城邑（圈围聚落）的演变轨迹。

迄今所知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聚落，见于浙江义乌桥头遗址的上山文化遗存?，约当公元前年前后。在此后约年的时间里，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前期地广人稀，盛行环壕聚落，环壕内偶见用挖壕时的排出土堆积而成的土围，这一时期或可称为城邑发展史上的“环壕时代”。仰韶时代后期，真正意义上的城壕聚落始见于长江中游地区并兴盛于龙山时代前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系统的城邑垣壕并重、以壕为主，“水城”特色既是区域上因地制宜的产物，又连通环壕与垣壕，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与此同时，夯土版筑城垣技术初现于仰韶时代后期的中原地区，逮至龙山时代后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垣壕聚落达于极盛。整个龙山时代，庞大的中心城邑开始出现，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一个高峰期。

自龙山时代前期起，内蒙古中南部河套左近至晋陕高原北部兴起防御色彩浓厚的山地型石城。至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类似的石城址群又兴盛于内蒙古东南部至辽西冀北地区。这一区域系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带，也是先秦时期农业和畜牧各种类型文化频繁接触交错分布的地带。这一早期石城址分布的区域，与后世的长城有极大的重合度，有学者称其为“前长城地带”?。春秋战国时期，原属“前长城地带”的早期石城分布区，所见城邑基本上为夯土城垣。到了战国时期，只有黑龙江东南部的长白山山地区还见有单纯的石城址。

二里头至西周时期，随着中原广域王权国家的出现，城邑数量大为减少，但中心都邑的规模急剧增大，开始出现无外郭城的都邑，可视为延至东汉时代的“大都无城”风潮的第一波?。在为数不多的城邑中，环壕聚落仍占有较大的比重。

到了东周时代，垣壕城邑呈爆发式增长，成为城邑圈围设施的主流。这是以垣壕为主的城邑营建的第二个高峰期。设防城邑林立，与诸国争霸兼并、战乱频仍，进入分立的集权国家阶段的政治军事形势是分不开的。至此，以城邑建造上方正布局、夯土版筑为特征的华夏城邑群，扩大至东亚大陆宜于农耕的绝大部分地区。

动态观察之二：各期最大面积城邑

这一中心城邑群的形成过程，可以从多个视角观察到，在对各区域各时段最大面积城邑的比较中，看得最为清楚（表三，图一）。

注：括号内数据为无外郭城都邑的遗址面积。

由上表和图可以看出各期规模最大的城邑随时间的推移，面积上不断增大的趋势，以及其中的突变点。

北方地区由前仰韶时代的6万平方米至龙山时代前期的25万平方米，增长缓慢，到了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余万平方米的超大型石城——神木石峁?。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淮流域，人口较多，农业发达，聚落面积也相应较大，在前仰韶时代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已有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聚落，仰韶时代持续增大，到龙山时代后期，出现了面积达万平方米的陶寺城址?。相比之下，长江流域最初的城邑面积偏小，由前仰韶时代的3.8万平方米，缓慢增长至仰韶时代后期的26万平方米。但龙山时代前期，面积达万平方米的良渚城?即已问世，早于中原地区和晋陕高原北部大型城址的出现。要之，由前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各区域呈现出“满天星斗”的多元并存态势，进入龙山时代，尤其是龙山时代后期，城邑规模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密切相关。

进入二里头至殷墟时代，北方地区和长江流域显然进入了停滞期，除了广汉三星堆?外，缺乏超大型城邑，没有可与中原超大型都邑比肩者。在中原地区，无外郭城的中心都邑由二里头的大于3平方千米发展到殷墟的36平方千米，有外郭城的郑州城则逾10平方千米?。据统计，“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约十分之一。从龙山时代到商早期，围墙面积的平均值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也可以看出这一趋势。由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大中原地区一直保持着领先的态势，无外郭城的秦都咸阳的面积达48平方千米?。这昭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城邑群及其背后的华夏国家群形成与发展的轨迹。

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大型都邑是西周王朝分封的燕国都城——北京琉璃河城址，战国时期的易县燕下都逾32平方千米。长江流域春秋时期出现了大型城邑——无锡阖闾城（被推断为吴国都城），面积近3平方千米，战国时期的楚国郢都纪南城则达到了16平方千米的规模?。如此种种，都是华夏城邑文化扩张的产物。

动态观察之三：华夏城邑群的空间构成

对东亚大陆的早期城邑做数千年的长时段观察，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春秋战国时代围垣城邑的分布地域，较之公元前多年前东亚大陆最早的环壕城邑的分布地域，并无太大的扩展。从这些最早的城邑分布的北限看，前仰韶时代兴隆洼文化的环壕聚落，即达到西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带。这一带已接近战国时期燕国城邑集中分布区的最北限。最早的环壕城邑分布的南限则在长江以南的澧阳平原，这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城邑较集中分布的区域，再向南则偏稀疏；最早的环壕城邑的东南限达于钱塘江南岸，与春秋战国时期吴越城邑群的南限大致相合。到了公元前-前年的仰韶时代前期，最西的环壕聚落见于甘肃东部，与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城邑的西限相近。这显现了城邑分布地域的恒定性。定居与农耕，应是构成城邑立地条件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这一城邑集中分布的区域，也即后来的“华夏文明圈”，其主干可称为“华夏定居农耕系统城邑群”，或“华夏城邑群”。

动态观察之四：从圆形到矩形的城邑形制

纵观东亚大陆从环壕聚落到垣壕聚落的发展历程，可知圈围设施的平面形制有一个从不规则到规则、从近圆形演变为（长）方形的轨迹。

图一各时期城址面积比较示例（比例尺同）

前仰韶时代至仰韶时代的0多年，可称为“环壕时代”。顾名思义，作为圈围聚落的围沟因地制宜，多呈环形，几无例外。在长江中游地区，萌芽于仰韶时代前期甚至前仰韶时代的土围，乃至后来最早的围垣如澧县城头山?，由于源自挖建环壕的排除土的堆积，因而也呈圆形。甚至仰韶时代后期最早出现于中原的夯土版筑城邑——郑州西山?，仍呈圆形。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现了环壕聚落与垣壕聚落的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

在垣壕聚落普遍出现的龙山时代，黄河中下游以外的区域也未观察到由圆形转为方正的迹象。总体上看，各地区的城垣建造都是因地制宜，是适应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产物。如长江中下游多水乡泽国，宽大的壕沟和城垣显然具有行洪防涝的作用。而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则利用丘陵地带近山多石的条件，垒石成垣。这类城址自然多为圆形和不规则形。长江上游成都平原的城址也系堆筑而成，尽管也有形状略显方正者，但都是沿当地河流山势走向，以接近45度角者居多。

众所周知，后世中国古代城市的平面形制基本为（长）方形，“方形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或原则。但细审各地的情况可知，城址平面从圆演变为方的线索比较清楚的是中原地区。”?

尧王城遗址发掘区的房址和台基

据最近的考古材料，山东日照尧王城大汶口文化晚期城址可确认的北垣和西垣有接近垂直的交角，复原起来的城址平面呈较规整的长方形?。因仅有初步的田野工作的报道，具体信息尚有待进一步确认。如是，这是年代最早的平面呈较规整矩形的城邑实例。但海岱地区龙山时代后期的城邑似乎没有延续这一传统，此区龙山时代的城址堆筑与版筑技术互见，平面形状至多近于规整，真正规矩方正、秉承夯土版筑技术的城址还是集中出自中原及左近地区。如新密古城寨?、淮阳平粮台?等城址所见。

方正的城圈，当然首先与平展的地势和直线版筑的工艺有关。但方向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实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可知，影响古代中国建筑规划与社会政治思想的方正规矩、建中立极的理念，至少可以上溯到0多年前的中原。而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注释：

①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辞源（第三版）》“先秦”条，第页，商务印书馆，年。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第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年。

③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第8页，北京燕山出版社，年。

④钱耀鹏：《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文博》年第2期。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6卷)，第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年。

⑥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年。

⑦杨虎、林秀贞：《内蒙古敖汉旗红山文化西台类型遗址简述》，《北方文物》年第3期。

⑧严文明：《中国环濠聚落的演变》，《国学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年。

⑨孙周勇：《公元前第三千纪北方地区社会复杂化过程考察——以榆林地区考古资料为中心》，《考古与文物》年第4期。

⑩中美联合考古队：《两城镇——-年发掘报告》，第页，文物出版社，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望京楼：-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第页，科学出版社，年。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郑州市索、须、枯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

?张海、庄奕杰等：《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龙山文化壕沟的土壤微形态分析》，《华夏考古》年第4期。

?“仰韶时代”的概念习见于以往的论著中。如，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论仰韶文化——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6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原文物》年特刊；严文明：《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阶段》，《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年；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考古》年第4期。至于仰韶时代之前的诸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均较小、对外影响力不大，因而不再以主要的考古学文化命名该时代，暂称之为“前仰韶时代”。

?与仰韶文化初期至庙底沟期同期。

?严文明最早提出“龙山时代”的概念，将其大致框定在约公元前-公元前年。详见，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年第6期。此后，严先生接受了更多学者的意见，也主张将庙底沟二期文化及各区域与其大体同时的诸考古学文化“划归龙山时代的早期”，这样，龙山时代的上限就可上溯至公元前年左右。详见，严文明：《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年。而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上限约当公元前0年左右，下限或可下延至公元前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相衔接。

?与庙底沟二期文化同期。

?就目前文字材料的发现而言，大致以龙山时代至二里岗时期为中原地区“原史时代”的上下限。许宏：《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东方考古》（第4集），科学出版社，年。

?指二里头文化第二至四期。

?含洹北花园庄期遗存。

?除北方地区龙山时代—二里岗时期石城址、春秋战国时代一般城址外，对跨时段的遗址重复计数。

?本文收录的相当于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址，仅限已发掘或刊布平面图，或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者，对此外的石城址仅收录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者。

?由于绝大多数遗址未经正式发掘，仅见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或调查简报，无法确切断代。

?蒋乐平：《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大众考古》年第12期。

?张宏彦：《河套地区“前长城地带”形成的环境考古学观察》，《西部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年。

?许宏：《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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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年；b.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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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广明）

*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学术支持。

原载：《南方文物》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