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年，禹建立了夏王朝。夏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初步统一壬朝。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从多元格局走向以中原为中心，从“禅让”走向世袭。

夏代自禹至桀历14世17王，共延续了余年。以少康中兴为界，夏代可分为早晚两个发展阶段。夏代早期，王朝初创，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突出，社会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征伐有扈氏、武观之乱、后羿代夏及寒淀之乱等重大政治事件。直至少康中兴，夏王朝的统治才最终稳定下来。夏代晚期，在少康子杼的努力下，夏王朝国势强盛，势力播及东海，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长期稳定的发展。

我们所说的夏代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既包括夏代夏族在夏王朝统治地域所创造的夏文化，也包括夏王朝周邻地区各族创造的其它文化。其中，夏文化是夏代文化的主体和核心。

据文献载，夏族主要活动在晋南和豫西地区，晋南为“夏墟”豫西为“有夏之居”。一般认为，以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的二里头文化是与夏文化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可分为四期，据测定其上限不超过距今年，延续时间不足年。与夏代实际存在时间相比，二里头文化仅相当于夏代的晚期。

与夏文化早期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目前从年代、地域、文化内涵及社会性质等方面来看，一般认为是以河南汝州煤山遗址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在煤山遗址所发现的叠压文化层，一期相当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期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三期则与二里头二期相当，文化上的传承关系较为明显。但是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之间也存在着较明显的缺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对煤山一期测定并树轮校正，其下限约在距今年，与二里头文化年代上限仍存在着的约年的空白。

这二种文化之间的缺环被近年来在河南密县新碧所发现的“新碧期”文化遗存所弥补。新碧期文化遗存呈现出明显的由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形态，基本上补齐了二者之间的缺环。由此，夏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基本得以确定，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新碧期”相当于夏代的早期，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相当于夏代的晚期。

夏代是一个多族纷争的时代，呈现出夏、夷、商诸族鼎峙的政治格局。从考古学材料来看，这一时期在中原地区夏文化的周邻地区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其它族的考古学文化。在豫北冀南地区是一度被称为先商文化的商族的下七垣文化，在山东地区是东夷族的龙山文化及其后继者岳石文化，在江淮地区是淮夷族的斗鸡台文化，在江汉平原是三苗族的石家河文化，在甘青地区是由羌、戎等族创立的齐家文化等，在晋中地区是以太谷白燕、太原光社遗址为代表的文化。更远一些，在太湖地区有古越族的良渚文化、在燕山一带有北狄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在陕北、晋北沿后来的长城地带还有游牧民族的文化。

夏代早期，禹籍平水土定九州的“赫赫禹功"，内作禹刑，外征有苗，使天下宾服。“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与夏文化的崛起相映，周邻地区的一些强势文化几乎同时衰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在繁盛之际突然衰亡，退出了历史舞台。势力曾一度北扩至淮河上游河南驻马店一带的石家河文化在夏文化势力的南迫下也迅速地土崩瓦解。这样，在夏代就形成了夏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尽管后来有太康失国、后羿篡夏等事件，然而夏文化并未中止发展，始终保持着一路领先的势头，居于中心地位。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以豫西、晋南地区为中心向西进入陕西东部和南部，向东推进到豫东，向北抵达黄河，向南越过桐柏山大别山进入湖北，其文化影响更是远播甘青、陕北、江浙等地区。

夏代早期，夏文化玉器仅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个别遗址中，如在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出土有玉玦、玉璜、玉铲和玉饰各1件,在河南登封王城岗所谓的“禹都阳城"的城址中出土小件玉饰若干。年春，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新密新碧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亦出土有凿、玦、笄等数件玉器，并发现有石磬。在相当于夏代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出土玉器较少，这可能与河南龙山文化所处地域缺乏玉料，缺乏浓厚的用玉传统有关。这一时期，晋南地区的陶寺文化晚期已属夏文化范畴。陶寺遗址承早期玉器文化的繁盛，仍出土有较多的玉石器，是中原地区较为发达的玉器文化中心。在夏文化之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玉器文化中心的晚期阶段均已进入夏代早期的纪年。由于我们无法将这些文化在史前时期的玉器和夏代早期的玉器区别开来，暂将这些文化相当于夏代早期的玉器视为史前时期的玉器。

夏代晚期，夏文化玉器在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中有较集中的发现，但在二里头文化其它遗址中却罕有发现。这表明二里头遗址已成为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玉器文化中心。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约9公里处的洛河故道北，整个遗址包括二里头、龙壻头、四角村、寨后村和辛村5个自然村，总面积约万平方米。二里头遗址作为二里头文化的中心遗址，自年被发现以来，在此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房基、墓葬、灰坑及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并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玉器、象牙器、漆器、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卜骨等重要遗物。这些遗存充分显示出王都的气派，二里头遗址也由此多被认为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

二里头遗址相传建国前在龙垮头村曾多次发现玉器，有刀、戈、圭、琮及镶嵌绿松石的铜容器等。年以后，二里头遗址玉器出土有多批，约在千件左右。见于发掘报告的主要有以下几批：

1）年年，出土玉琮、玦、条形玉饰、绿松石饰等，数目不详。

2）年，址瑣头村的村民在挖建砖窑时发现一批玉器，计玉圭、玉戈、玉琮、玉刀、玉版各1件。年春，在年出土玉器砖窑附近即二里头遗址三、八区有针对性的进行了发掘，出土有璜形、刀形、瓶塞形等玉器残件各1件。

3）60年代初，在二里头遗址中部发掘1座长宽各米总面积达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宫殿建筑（后称1号宫殿），发现有玉镰1件及若干石器，年秋，在这座宫殿遗址周围发现清理三座土坑（即K3-K5）,除1座（K3）保存完好外，另2座被盗掘，共出土玉钺、玉戈、玉铲、玉柄形饰、玉镰及绿松石饕殄眼饰等计9件。其中三号坑中出土的2件刻有兽面纹和花瓣纹的柄形饰，琢制异常精美。

4）年夏，当地村民在二里头遗址四角楼村一带发现玉钺（实际为戚）、玉立刀（实际为璋）、七孔玉刀、柄形饰各1件。据分析，这些玉器可能出自墓葬中。

5）年，在二里头H1区M2和V区M3两座中型墓葬中出土玉圭、玉璋、玉钺、尖状饰和绿松石管等计7件。其中一座墓葬（MM2）南北长2.55米，东西宽1.20米，残深0.85米，南部有腰坑，墓底和腰坑铺朱砂，留有漆棺残皮。在墓室西北部随葬有铜爵、铜刀、玉圭、玉钺及陶器等，在棺内随葬有漆盒、漆豆、漆筒形器、雕花残漆器、绿松石片和云母片等。另一座墓葬（VM3）规格与前一座墓大体相当，亦发现有漆棺残片，随葬有2件大玉璋，还有玉钺、玉尖状饰、绿松石管及陶爵等陶器。

6）年，在培垮头村二里头遗址V区清理6座墓葬，其中以M4随葬品最为丰富，出土玉钺、柄形饰、玉管各1件、绿松石管2件和绿松石珠87枚，共计89件。

7）年，在二里头九区小型墓葬中出土玉钺、玉斧、玉刀、柄形饰、圭形器、玉管和绿松石饰计13件。

8）年，在二里头村的几座墓葬中出土玉圭、玉戚璧、玉刀、玉柄形饰、镶嵌绿松石的兽面铜牌饰、玉管状器和绿松石珠等计件。

9）年春，在二里头村VI区发掘清理一座中型墓葬M57,出土玉刀、玉戈、月牙形玉器、玉铃舌及小件玉饰共计8件。此外，还出土1件镶嵌绿松石的铜牌。

需要指出的是，在整个90年代二里头遗址虽不断有重大考古发现，但却鲜见玉器出土的报道。因此，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发现的玉器无论数量还是品种都很有限，较之于史前时期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逊色不少。而且这些玉器多出于小墓之中规格偏大者，虽属髙级阶层遗物，但却规格偏低，玉质大多不佳，不能代表最高阶层的王室所留遗物。在二里头遗址2号宫殿中心殿堂与北墙之间虽发现一座大墓，规格与殷墟妇好墓相当，可惜被盗掘一空，仅残留少量朱砂、漆皮、蚌饰片、涂朱陶龙头等，未见玉器。

在这一时期，除夏文化之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齐家文化等已经衰亡。随着这些文化的衰亡，这些文化的玉器也衰亡。由于其玉器文化并未被后继的考古学文化所继承，这些文化的玉器也伴着被随葬于墓葬之中在基文化分布地区基本绝迹了。因此，除了夏文化外，仅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陕北石昴类型文化还存在着较发达的玉器文化。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和河北北部，距今约年年，与夏代大体相当。内蒙古赤峰敖汉旗东南大甸子墓地是目前唯一一处保存状况较好且经过大面积科学发掘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墓地。年至年进行了四次发掘中，在该墓地发现了49座随葬玉器的墓葬，并出土玉器94件。与该墓地绝大多数随葬品放置在墓中壁龛内不同，绝大多数玉器放置在葬具内。这些玉器多系白、绿、或黄绿色软玉制成，器型较小，主要有珠、玦、斧、钺、璧、环、弧形器、直条形器、弯条形器、矩形器、楔形器、勾云形器、钩形器、鸟形器、鱼形器、龟形器、璇巩形器、曲面牌饰等。其中，玉珠类玉器最多，有36件，多呈圆柱体，中间对钻有一长孔，器长在15厘米之间，常驻与白石珠、松石珠、玛瑙珠串缀在一起组成项链。玦、斧、璧、环类玉器分别有数件，但数量都在10件以下，其它玉器则多在12件之间。

陕北石昴遗址为代表的石舞类型文化是夏代的又一处玉器中心。该文化出土玉器地点较多，散布在陕北的多个地区。相邻的晋北地区虽未有玉器出土的报道，但鉴于二个地区所存在着的密切的文化交流，晋北地区很可能也有较多的玉器。这里所出土玉器均为征集品，在科学发掘的遗址中罕有出土，故对其年代有一定的争论。但从其玉器形制多样特点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玉器的时代可归入夏代。对龙山时代晚期至夏代陕北地区所存在的这个玉器文化中心，目前我们知之甚少。

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是与夏文化在中原地区长期对峙的两个强势文化。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二个文化的遗址中却罕见玉器的出土。岳石文化虽与龙山文化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却未继承前者的用玉传统，这一点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公认。而下七垣文化罕见玉器则有些不可理解。后世商文化发达的玉器似乎应与下七垣文化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不然便成了无源之水，也难以理解商文化玉器中的许多史前因素是如何传承至商代的。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下七垣文化中存在较发达的玉器文化是极其可能的事。在下七垣文化中发现玉器甚至有重大的玉器发现，应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